从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等方面来看，同属东亚国家的中国和日本在教育制度层面都存在一定的共通点，也常被一同归类为“学历社会”的典型。

在我看来，这种共通性主要体现在两国社会对“考试”这一社会现象的认识上。

日本教育学界对这一问题有大量可探讨的研究成果。东京大学恒吉僚子多年致力于通过国际比较的方式反向厘清日本乃至东亚社会的教育模型；

指出诸如“努力信仰”、极高的竞争性、应试教育的渗透等特点在以中日韩三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普遍存在。

首先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汉字文化圈，共享的类似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的存在。

当然，日本没有采纳“科举”制度，而儒学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又常被认为不及佛教。因此很难单用“文化相近”这样的原因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针对这一问题的另一种主流话语起源于近代化理论。英国社会学家罗纳德·菲利浦·多尔提出的“后来者效应”认为：

如果将近代世界史看作以西欧美国为中心的“西式近代化”的全球扩张，那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是“后来者”。

多尔认为就教育领域来说，“后发者效应”的副作用正是“学历”的价值过高，进而导致整个社会对高学历的盲目追求和随之而来的各种负面影响。

理论上讲，中日两国在教育领域有着许多共通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然而从实际的制度实施上看，二者明显异多于同，先说说“同”的部分。

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部分原因是由于两个国家的高考成绩只能用于当年招生，也就是今年不报志愿，明年必须重新参加考试才行。

许多人或许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但实际上许多国家的高中教育在毕业时都会提供带有成绩的毕业文凭，毕业生只要持该文凭随时都可以向符合要求的大学申请入学。

类似于我国本科毕业生凭GPA申请国外研究生课程（德国Abitur、法国Baccalauréat、英国A-Level等）。

再说“异”的部分

虽然近年来中国的高考改革不断推进，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依据依旧是以高考成绩为主。

从这个角度看，日本大学入学选拔制度多样化更早，落实也更到位。日本大学入学选拔类型主要分为三种：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2022年四年制大学入学人数共628631人（不包含留学生），其中：

• “一般选拔”入学人数占全体的49.0%

• “学校选拔型选拔”占36.2%，

• “综合型选拔”占13.5%

其次，如果横向对比日本的“一般选拔”和我国高考的考试制度，二者之间依然存在明显的差异。

我国高考经过改革，目前主要实施的是3+3或是3+1+2模式自主选择高考科目，并且为选考科目提供三年内两次考试机会。

而考试分数计算则采用赋分制，在一定程度上为原本过度单一的制度增加了自主选择的余地。

与之相比，日本政府内部也曾提出过增加全国统一考试次数，但由于各种制约因素导致未能实施。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高考缺乏自主选择性。

日本大学入学选拔通常被描述为两个阶段：

除国公立大学个别考试规定在同一天举行，私立大学的第二阶段考试时间设置没有强制规定

理论上讲，只要学生在第一阶段的考试得分达到要求，他们可以无限制地报考所有来得及参加的各大学的个别考试。

然而，这个过程看似为学生提供了自主选择权，但由于参加个别考试需缴纳报考费用，再加上如果考生身居偏远地区，行程安排的困难程度及旅费金额都会远高于住在大城市的同龄人；

这种选拔制度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也常受到质疑。